黨的光榮傳統(tǒng)和優(yōu)良作風是我們黨的性質和宗旨的集中體現，是中國共產黨區(qū)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1945年4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把我們黨形成的優(yōu)良作風精辟地概括為“黨的三大作風”，即理論聯(lián)系實際、密切聯(lián)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其中，毛澤東在黨的長期革命建設實踐中對黨的密切聯(lián)系群眾的優(yōu)良作風的形成和發(fā)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民眾聯(lián)合的力量最強”

在長期斗爭實踐中，毛澤東結合黨開展革命和建設工作的具體情況，精辟地概括出黨密切聯(lián)系群眾的優(yōu)良作風，始終重視在實踐活動中不斷堅持和貫徹這種作風，并結合實踐加以豐富和發(fā)展。

參加革命初期，青年時代的毛澤東就已經初步認識到密切聯(lián)系群眾的重要作用。早在1919年的《湘江評論》創(chuàng)刊宣言中，毛澤東就鮮明地提出，“什么力量最強？民眾聯(lián)合的力量最強”。他深入調研基層民眾生活，到湖南開展考察工作，與農民、農運工作同志開調查會、聽報告獲取資料，在此基礎上于1927年寫下《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以答復當時黨內外對農民革命斗爭的責難，其中就提及喚起民眾、組織群眾的思想。在紅軍建設問題上，毛澤東闡明紅軍是執(zhí)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紅軍的任務“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還要負擔宣傳、組織、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等任務，離開這些目標和任務，也就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針對一段時期內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毛澤東也明確指出，中國革命斗爭中我們的任務必須包含“爭取工人階級的大多數，發(fā)動農民群眾和城市貧民”。

抗日戰(zhàn)爭時期，毛澤東強調我們的革命依靠干部聯(lián)系群眾，黨依靠干部和領袖“聯(lián)系黨員和群眾，依靠著這些人對于群眾的堅強領導而達到打倒敵人之目的”。共產黨的干部政策也要考慮“和群眾有密切的聯(lián)系”的標準，并對共產黨員提出具體要求，指出共產黨員就應該堅持正確的原則用以“鞏固黨和群眾的聯(lián)系”，要“關心黨和群眾比關心個人為重”。在革命奮斗歷程中，共產黨員應該依靠群眾的多數，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毛澤東明確指出，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組成和鞏固，民主共和國在中國的實現，絲毫不能離開爭取群眾的努力，因此要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而斗爭”。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在報告中分析了我們的任務和政策，對中國共產黨應該具有并已經形成的工作作風作出了精辟的概括：“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并指出，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lián)系，是共產黨人區(qū)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一個顯著標志。毛澤東關于黨的三大作風的概括和闡述，對黨的作風建設理論作出了創(chuàng)造性的貢獻。

1945年，毛澤東到重慶談判，引發(fā)社會巨大反響。《新華日報》發(fā)表的讀者來信中說，“毛先生來渝，證明了中共為和平、團結與民主而奮斗的誠意和決心，這的確反映和代表了我們老百姓的要求”。從重慶回到延安后，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上作關于重慶談判的報告，也談到“我這次在重慶，就深深地感到廣大的人民熱烈地支持我們”。他以種子和土地比喻共產黨人和人民的關系，指出所有到前方去的同志都要做好準備，要“同那里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搞好和群眾的關系，關心群眾、幫助群眾解決困難。同年，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給東北局的指示。他科學預見了東北斗爭的艱苦性，認為黨在東北的任務是在距離國民黨占領中心較遠的城市和廣大鄉(xiāng)村，建立鞏固的根據地，發(fā)動群眾、積蓄力量。針對當時的斗爭形勢和任務，毛澤東指出干部初到東北，必須加強與人民群眾的聯(lián)系，發(fā)動群眾開展工作，“下決心和東北人民打成一片”，并從人民群眾中培養(yǎng)出大批積極分子和干部。1947年12月，毛澤東在楊家溝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是黨在解放戰(zhàn)爭期間舉行的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會議。此時，中國人民革命戰(zhàn)爭已達到一個轉折點的歷史時刻，毛澤東起草的作為會議主題報告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是綱領性文件，是在黨宣布“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的莊嚴目標下提出來的。毛澤東在報告中強調，面對前進道路上的種種障礙和困難，“只要我們能夠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信任群眾，緊緊地和群眾一道，并領導他們前進”，就能夠超越障礙、戰(zhàn)勝困難，“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繼續(xù)豐富和發(fā)揚密切聯(lián)系群眾的優(yōu)良作風。毛澤東一貫重視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指出要注意“不了解和不關心人民群眾的痛苦，不了解和不關心基層組織情況”的問題，提倡要關心群眾生活。人民群眾認識到自己的地位發(fā)生了改變，愿意向黨和政府以通信的方式表達自己想要說的話，許多地方出現人民來信數量大批增加的情況。在實際工作中，毛澤東嚴格要求自我，每天批閱和處理的大量文件中就包括重要的人民來信，同時多次強調各級領導機關必須重視人民群眾來信，要認真負責加以處理，以此作為黨和政府加強與人民群眾聯(lián)系的一種方法，恰當處理來信和滿足群眾的正當要求。

“群眾有偉大的創(chuàng)造力”

毛澤東始終忠實地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堅持密切聯(lián)系群眾的作風，關注人民生活，為群眾排憂解難，體現著他對人民群眾的無限關懷和深厚情誼，同時也從人民群眾中獲取智慧和力量，依靠群眾解決實踐中遇到的問題。

人民群眾是黨的力量來源的立場觀念。毛澤東深切體會到人民群眾在推動歷史進程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指明人民群眾是黨的力量來源。在進行革命戰(zhàn)爭時，毛澤東指出，千百萬真心實意擁護革命的群眾是真正的銅墻鐵壁。他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指出，中心任務是“動員廣大群眾參加革命戰(zhàn)爭”，而且“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zhàn)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zhàn)爭”。毛澤東深知人民群眾對革命軍隊的擁護和支持的重要性，在紅軍隊伍建設中十分重視群眾紀律教育。一次行軍途中，有的紅軍戰(zhàn)士因為饑餓吃了農民地里的苞米，毛澤東就通知部隊就地集合開展教育，他親自在竹牌上寫道：因為我軍肚子餓了，為了充饑，把你的苞米吃光了，違犯了紀律，現在把兩元錢（光洋）埋在土里，請收下。由于革命斗爭的特殊環(huán)境，有時紅軍動用了群眾家里的糧、油、菜等，留下借條承諾償還，毛澤東就要求軍需處按借條向群眾賠還現洋，只能多給，不許少付。這在群眾中產生很大影響，當地老百姓這樣評價：紅軍與國民黨軍隊根本不一樣，借條兌現，說話算數。在組織開展生產運動時，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招待陜甘寧邊區(qū)勞動英雄大會上，總結邊區(qū)根據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決議進行的生產運動取得的很大成績和進步，指出高級干部會議方針的正確性，主要點就在于“把群眾組織起來，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隊機關學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勞動力半勞動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無例外地動員起來，組織起來”。在針對根據地開展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斗爭中，毛澤東明確提出，“我黨在根據地內細心地認真地徹底地爭取群眾、和群眾同生死共存亡的任務”比以往有更加迫切的意義。

必須向群眾學習的工作方法。毛澤東指出，應當虛心向人民群眾學習，為人民群眾服務。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要“繼續(xù)當一個小學生”。面對經濟建設問題，毛澤東強調，要克服困難學會自己原本不懂的東西，“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么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毛澤東強調，在黨開展的宣傳工作中，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說、談話、寫字是給什么人看、給什么人聽的”，學會說群眾懂得的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指出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要“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長期地無條件地到人民群眾中去，用好人民社會實踐生活中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才能更好地進行藝術創(chuàng)造。“群眾有偉大的創(chuàng)造力”，因此要到群眾中去、向群眾學習。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無產階級要取得勝利，必須依靠共產黨正確的斗爭策略，而這種正確的、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里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為解決蘇維埃政權工作的實際執(zhí)行問題，毛澤東曾到江西省興國縣長岡鄉(xiāng)等地進行實地調查，召開調查會、走訪貧苦農民家庭和紅軍家屬，在與農民一起勞動的過程中了解具體問題和群眾生產生活情況，對鄉(xiāng)蘇政權建設、擴大紅軍、經濟建設、文化教育等進行考察和研究。在系統(tǒng)調查基礎上，他總結出經驗，其中就包括密切聯(lián)系群眾、充分發(fā)動和依靠群眾、堅持黨的群眾路線的經驗和切實關心群眾生活、把群眾生活和革命戰(zhàn)爭緊密聯(lián)系起來的經驗，要“從動員群眾執(zhí)行各種任務的過程中去收集各種新鮮的具體的經驗，去發(fā)揚這些經驗，去擴大我們動員群眾的領域，使之適合于更高的任務與計劃”。毛澤東曾對警衛(wèi)員說，一個領導者要把調查看作吃飯一樣經常、重要，一天不串門，就像一天沒有吃飯。他深刻認識到在群眾中進行實際調查的重要性，注重到社會實踐中了解群眾和社會現實情況，綜合群眾的經驗，總結出更好的道理和辦法。

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思想感情。毛澤東指出，要堅決相信人民群眾的創(chuàng)造力，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就能克服任何困難。正如毛澤東所說，“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毛澤東強調，無產階級的事業(yè)只能依靠人民群眾。1936年，在與斯諾談及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蘇聯(lián)的關系問題時毛澤東就明確指出，在中國共產黨的勝利中，它必須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只能為中國群眾的利益說話，而對于紅軍何以能夠勝利的問題，毛澤東指出的原因中第一條就說明紅軍是民眾的軍隊，人民群眾千方百計地支持它。在著名的《論持久戰(zhàn)》中，毛澤東直接指出，“戰(zhàn)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因此要爭取抗日戰(zhàn)爭的偉大勝利，就必須密切聯(lián)系群眾，對人民群眾組織開展廣泛的熱烈的政治動員，進行真正的人民戰(zhàn)爭。1949年，面對鐵路工作和鐵路事業(yè)的建設發(fā)展，毛澤東強調，“要修成幾十萬公里鐵路，我們主要要依靠群眾，就是工人、工程師等一切有用的人”，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定會有困難，但“只要我們注意依靠和團結廣大群眾”，就可以克服困難，發(fā)展好人民鐵路建設事業(yè)。在抗美援朝作戰(zhàn)過程中，黨員干部和戰(zhàn)士想出各種作戰(zhàn)的辦法。在戰(zhàn)爭的頭一個月，我國汽車損失很大。后來在汽車路兩旁用一萬多人站崗，飛機來了就打信號槍示警，同時采取加寬汽車路等方法，有效降低了汽車的損失。在對抗美援朝作總結時，毛澤東強調了依靠群眾的作用，“領導是一個因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群眾想辦法”。毛澤東由此總結經驗：依靠人民，再加上一個比較正確的領導，就可以用我們劣勢裝備戰(zhàn)勝優(yōu)勢裝備的敵人。他明確指出，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黨群關系好比魚水關系。如果黨群關系搞不好，社會主義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鞏固。”只要相信人民群眾、依靠人民群眾的創(chuàng)造力，“任何敵人也不能壓倒我們，而只會被我們所壓倒”。

“想問題從群眾出發(fā)就好辦”

毛澤東指出，群眾觀點是共產黨員革命的出發(fā)點與歸宿，“想問題從群眾出發(fā)就好辦”，并且斗爭越艱苦就越需要堅持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廣大群眾的要求密切結合起來，要重視發(fā)揮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重要作用。

關心群眾的切身利益問題。流傳于中央根據地的民歌“蘇區(qū)干部好作風，自帶干糧去辦公；日著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訪貧農”，是蘇區(qū)黨的干部密切聯(lián)系群眾的好作風的真實寫照。在中央蘇區(qū)時，毛澤東就強調要關心群眾的切身利益問題和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要使廣大群眾認識到“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而只有真正和群眾在一起，關心群眾痛癢，解決群眾問題，才能得到群眾擁護。毛澤東指出，“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一切這些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毛澤東這種密切聯(lián)系群眾、關心群眾生活的思想作風體現在許多具體的實踐活動中。1933年在沙洲壩時，毛澤東了解到當地群眾飲用池水存在衛(wèi)生問題，就帶領干部群眾挖掘一口水井。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到外地考察時也不忘關心當地群眾生活問題，據時任安慶地委書記傅大章回憶，“我們跟隨主席到江岸上散步。毛主席關心群眾的生產、生活，他走到群眾的菜地，一邊走，一邊指點著蔬菜的名字，并向我們詢問群眾的生活情況”。

根據群眾覺悟程度進行啟發(fā)，提高群眾的認識水平。為了進一步做好工作，毛澤東指出，需要大力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并使之群眾化，為干部群眾所掌握，提高群眾的認識水平，“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yōu)槿罕娛掷锏募怃J武器”。要深入群眾、傾聽群眾呼聲，與群眾的需要和愿望息息相通，根據群眾覺悟程度進行啟發(fā)和提高，幫助群眾逐步改變。群眾有時雖然在客觀上存在改革需要，但主觀上可能還沒有這種覺悟，這就必須聯(lián)系群眾而不能脫離群眾，按照群眾的需要和自愿原則開展工作，“一條是群眾的實際上的需要，而不是我們腦子里頭幻想出來的需要；一條是群眾的自愿，由群眾自己下決心，而不是由我們代替群眾下決心”。把群眾的意見集中化系統(tǒng)化，再到群眾中進行宣傳解釋，在群眾行動中檢驗意見的正確性，然后再次集中起來，如此循環(huán)之下群眾的意見就更加生動和豐富。

反復強調要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1928年11月，毛澤東在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分析了“工農武裝割據的存在和發(fā)展”需要具備的條件，第一條就是“有很好的群眾”，同時分析了在軍事問題中紅軍士兵的性質轉變情況，“使士兵感覺不是為他人打仗，而是為自己為人民打仗”。經過政治教育的紅軍士兵已經具有階級覺悟，認識到是為了自己和工農階級而作戰(zhàn)。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毛澤東詳細總結蘇維埃政權建設的經驗，明確指出從發(fā)展革命戰(zhàn)爭的需要來看，決不能忽視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和生活問題，要注意和解決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這樣“群眾就會真正圍繞在我們的周圍，熱烈地擁護我們”。1944年9月，中共中央警備團戰(zhàn)士張思德在陜北安塞縣山中燒炭時因炭窯崩塌而犧牲，毛澤東在中央警備團追悼張思德的會上作講演時也深刻闡明，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勇于接受別人的批評和意見，因此無論是什么人，“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

歷史和實踐已經證明，人民群眾是歷史發(fā)展和社會進步的主體力量，是社會實踐的主體和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人民是創(chuàng)造歷史的動力，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要忘記這個歷史唯物主義最基本的道理，必須站穩(wěn)人民立場，始終把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發(fā)展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緊緊依靠人民創(chuàng)造歷史，認真傾聽和回應人民呼聲與人民期待，凝聚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智慧力量，堅持把讓人民群眾滿意作為做好一切工作的價值取向和根本標準，使各項工作經得起實踐、人民和歷史的檢驗。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